产业升级是个伪问题

产业升级成为时髦的概念，大家都在讨论如何进行产业升级。具有浓厚学术色彩的“刘易斯拐点”也成为流行词，大致是说，在工人不再无限供应的情况 下，产业发展面临一个新的转型。

这些概念的流行背后是什么？将加速产业升级作为政策目标，客观上为政府干预相关产业运作，提供了理论基础，这可能是这个词在当下成为热议话题的 重大背景。

首先需要厘清一个概念，中国的产业升级是否是一个 “需要解决的问题”。

无论是从何种视角入手，一个事实不容否定：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一直处于工业化的过程。工业化这个典型的产业升级现象说明：中国的产业升级从 来没有停止过，并且由于中国工业化进程之快、范围之广，中国产业升级的速度在这30余年似乎不逊于任何其他国家。或许可以断言：在过去30年，中国是全球 产业升级最快的国家。

那么，中国的产业升级为什么到现在就成为了一个问题呢？

回想起来，对中国产业升级的主要指责要在2002年下半年中国经济最近一轮起飞之后。这一类的指责中，最初的强烈指责是若干行业产能过剩，或者 说重复建设。

正是从这年开始，中国民营资本正式展开了新一轮的升级，即从轻工业资本，转向重化工业。在已经获得政策开放的重化工业领域，是这些资本进入的主 要地点。当时民营资本的主要焦点是钢铁行业。

工业化进入到重型阶段，是中国产业进一步升级的重要表现。此过程中，轻工产品要不断实现扩大再生产，原材料、机器装备、能源的需求猛增，包括要 求与之配套的交通物流等公共设施需求等，重工化时代随之来临。这是中国工业重型化的大背景。此过程中也诞生了中国民营企业的世界500强——沙钢集团。

不过，中国民营资本在重型化的过程中，遭遇了巨大阻力，相当一批重化工项目，因宏观调控受挫。最初，产能过剩成为最主要的争议焦点，这个争议一 直持续到现在。由于重化工业大都属于高耗能产业，某些环节还会产生高污染，环保的争议也随之成为焦点。

这一轮很多重化工项目被打压，在很多人看来是国有经济与民间资本的利益冲突。在重化工领域，一直是国有资本主导，新资本的进入破坏了原有的生态 圈，这个过程受到原有力量的制约和抑制。

即使如此，从工业重型化带给中国经济这一轮的高速、持续增长可以证明：这期间也是中国产业升级相当迅速的时期。从规模和增速来说，相较之前的 10年，这一轮的产业升级范围更广、规模更大、速度更快、影响更深。

有关中国产业升级的争议这一过程中也随之变得更加激烈，到目前更是达到一个高点。对中国产业现状所导致的问题的不满，是新一轮产业升级过程中的 相关争议的基础。中国经济增长被指责为数量扩张型，以大量消耗资源、污染环境为代价，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基础。不过，对中国产业现状所导致的问题的不满是 一回事，针对这些不满所采取的对策是另外一回事。

回顾整个中国产业升级的历程，实际上是有清晰的线条可以描述。

改革开放之后，中国大体由一个半工业化社会起步，展开工业化进程。纺织品、彩电等一般消费品的大规模生产扩张，中国主要工业品生产也逐渐处在全 球的前列。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，中国与全球产业链全面打通，并形成在全球产业分工中世界工厂的角色。此过程中，扩大再生产的不断推进，生产资料需求 被强劲拉升，由此中国展开了新一轮的重工业化进程并延续至今。

从这一轮宏观调控中，很多政策不断失效表明，中国的产业现状的形成，是中国产业发展内生出来的。轻工业的蓬勃，基于中国的半工业化，而重化工业 的崛起，则是基于庞大的轻工业的不断扩张和发展。这些是任何其他力量也决定不了的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在政策上给予中国产业升级的某种特定指向，可能会导致严重问题。因为产业升级的下一步，一定是基于当下的产业基础是什么。遗憾 的是，在中国产业升级的问题上，我们发现了太多的类似要一夜之间建成紫禁城的想法。比如说，中国工厂的管理问题：很多中国工厂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管理农 民工，即如何组织这些没有受到良好职业培训的群体，能够有效率地协作并完成工作，如果硬要拿目前商学院的那一套最前沿的管理理论来使用，可能这些工厂的管 理要出大问题。这个时候，100年前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会更有优势。

不过，无论基于何种目的，将加速产业升级作为政策目标，客观上将为政府干预相关产业运作，提供了理论基础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样的理论基础并非全 然符合事实，且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下，可以很容易衍生出各种各样的产业政策，可能导致政府对于相关产业的过度干预。在产业升级问题上，恰恰这是最大的风险。

改革开放之后，中国产业高速升级的经验说明，只要制度松绑，中国的产业发展就会基于原来的基础迅速发展起来。从这个历史经验看，为民间资本提供 更有竞争力的商业、社会和政治环境，是当局最应该做的事情。唯如此，中国才有可能内生出符合中国发展利益的最佳路径。